作者：范文兵／上海交通大學建筑學系教授
又到了一年一度中國建筑界刷屏的日子，因為普利茲克獎（以下簡稱普獎）頒布了。
中文媒體，無論是否建筑專業(yè)，都似乎有視該獎為建筑界“諾貝爾獎”的傾向。很多同行和學生們，一周之前就在零星談論。謎底一經揭開，各種評論紛至沓來，無論高興或失望，群情之亢奮，似乎在過一個專業(yè)圈子的春晚。
我自己對普獎則是一年比一年漠然。得知今年的獲獎者是印度建筑師巴克里希納·多西，我第一反應是想起，去年曾把他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的大型專展《棲居的慶典——真實·虛擬·想像》作為本科二年級的設計課入門介紹給學生，并在現(xiàn)場做了仔細分析。借助這次獲獎的契機，我可以讓學生再次回想那次高水準的專業(yè)展覽，并與他們看到的建筑行業(yè)或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貌似時尚大牌、實質粗鄙膚淺的“小時代”做一次對比。
認知錯位
從我個人的認識來看，普獎能在中國同行及媒體中產生這么大的反響，這與普獎的創(chuàng)立發(fā)展時機有著密切關系。它恰好與中國建筑學專業(yè)由封閉到初開大門的時間呼應。
普獎設立于1979年，當時的國際建筑學界（就是所謂“與國際接軌”中的“國際”，即由歐、美、日組成的國際）尚處于從現(xiàn)代主義后期向后現(xiàn)代主義轉折之時，“專業(yè)主流話語”的面貌比較清晰，幾乎沒有能跨越第一、二、三世界，以全球建筑作品為關注對象的獎項。加上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上對“獎”所代表的權威的集體遵從，以及國內同行信息的相對匱乏，輔以面對“國際”時的不自信等諸多因素，有意無意之間，普獎在中國就被推上神壇，擔負起權威風向標的作用。而在國內當時相對封閉的專業(yè)環(huán)境中，正是借助一個個獲獎名單與作品集的陸續(xù)出版，中國的建筑學人開始熟悉普獎視野下選擇出的一眾大師。
隨著歐美文化、藝術、社會學等領域中主流與他者的爭斗，“國際”概念不斷擴大，越來越跨越了傳統(tǒng)歐、美、日的“國際視野”。與此同時，建筑學專業(yè)話語也走進路徑交錯的迷林之中�，F(xiàn)代主義之后，很多新起潮流未曾展開即轉瞬即逝：技術流、人文流、（批判）地域主義流、資本流，都曾試圖充當主流填充空白而不得；所謂多元、平權，每個人都能成為15分鐘名人的原子化評價體系日益蓬勃。
因此，今天的建筑學里沒有哪個聲音膽敢聲稱自己是主流，也沒有哪個大師會取得文藝復興時期的米開朗基羅、現(xiàn)代主義時期柯布西耶等人的地位。這一切，讓習慣了達爾文線性發(fā)展觀、希望有明確指路牌的國內同行們，越發(fā)摸不到頭腦。還曾出現(xiàn)過集體向后現(xiàn)代主義、解構主義會錯意的時刻。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中后期，中國建筑界按照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解構主義這種線性代發(fā)展觀，以為建筑主流不斷向前發(fā)展，殊不知后兩者都不過是短暫現(xiàn)象，并沒有動搖現(xiàn)代主義一統(tǒng)天下的狀態(tài)。因此，大家愈發(fā)希望普獎這個風向標能夠揭示出“正確趨勢”。
但普獎改變不了建筑學現(xiàn)狀，也無法提供主流趨勢。而在國人心中，獎項是一個分高低的工具。我看到國內同行對結果爭辯的言論，多聚焦在誰比誰更牛、誰才更有資格的層面。但這是普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不僅因為“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也是其潛在目標所決定的。
把普獎放到美國現(xiàn)實背景中看，在美國社會，尤其在其精英知識分子圈里，各種政治正確的壓力日益廣泛，同時大家生活在一種個體意識極強的文化中，加上前述的建筑學專業(yè)走入迷林狀態(tài)，因此國外同行很少會對某個建筑獎產生群體性“春晚式”關注。
所以，在美國，影響普獎自身取向的，更多是社會文化環(huán)境，而非建筑專業(yè)上的壓力。這使得普獎越來越變成一個社會行為，而非專業(yè)行為。當然，獲獎人肯定是具備相當水準的優(yōu)秀建筑師。但獎項給誰，主要是為了表明價值觀——它必然是美式政治正確的，必然會是四平八穩(wěn)、鋒芒較少的，也必然不會引領專業(yè)發(fā)展。
而今年多西獲獎，以我之見，其實是一個向逝去的現(xiàn)代主義致敬的行為，再加上他的印度身份，更是異常政治正確，完全符合普獎現(xiàn)在的發(fā)展趨勢。
當然，西方的政治正確壓力，在中國可能難以體會。它是在傳統(tǒng)主流體系中，試圖納入性別、種族、國別、邊緣和非主流的平等權利。政治正確的禁忌越多，人們就越不敢去觸碰那些界線。如果說，政治正確在西方已經開始有束縛創(chuàng)造力與思維自由的傾向，那么，中國恐怕還沒有進入這個階段，反而是要去補相應的課，以擴充我們僵硬的視野。比如性別平等在公共空間中的實現(xiàn)、城市空間中不同階層的社會正義與平等等議題。
此外，中國大眾媒體及公眾因王澍2012年獲獎而被激發(fā)出民族情緒后開始關注普獎，歷時數年仍熱情不衰，由此也反證出普獎的社會屬性。在歷經了30年大建設的中國，建筑與城市的改變，是每個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日日面對的現(xiàn)實。而品位、設計、藝術等一系列關鍵詞，業(yè)已成為今日中產必備的話語。所以中國當下，把普獎放到社會文化領域看待，似乎比把它放到建筑專業(yè)里看更有價值。
專業(yè)評價
現(xiàn)在評判一個設計作品或設計師時，我會給自己兩個不同的角色定位：教師和專業(yè)評論者。作為專業(yè)教師，每當有本科學生說，某個老師水平有問題，我都會告訴他一個標準答案（絕不是怕人事麻煩的推脫之詞）：本科階段，每個老師做的東西都有值得你學的，要耐心分析下，你可以學到什么；而作為專業(yè)評論者，我可能會對一大半發(fā)表出來的作品和所謂評論，搖搖頭，認為不值一說。
這其實就是我對普獎的態(tài)度。選出的肯定基本質量不錯，但在專業(yè)上不一定是先鋒的、能預示某種趨勢的。
以多西為例，如果硬用專業(yè)評論者的眼光做分析，我認為，他早期、中期有很多其恩師柯布西耶和路易·康的影子，從大布局到中間尺度，一直到細部，都學得非常到位。在1950年代的結構熱里，他也有探索，一點兒不落伍于歐美潮流。但他一直是以一個學生的身份，在學習一套成熟的東西，個人性的創(chuàng)造并不多。
而一些媒體，把多西以聚落、參與、模塊組合等方法進行的貧民窟改造，提煉為“為百姓設計”的煽情標題，我看了好久，沒看出特別的意思，有些流于表面。而一些結合氣候，半開放公共空間的設計，倒是有些新意。隨著年齡漸長，多西越來越回到“他那個年紀的印度根”，離中青年時熟練掌握的、被柯布西耶和康過濾一道的“印度性”越來越遠，也與各種歐美潮流（比如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緊跟潮流的結構熱）也沒什么關聯(lián)，這點我覺得很有些意思。但這些還不足以構成一個學說、一個觀念、一套做法。?
還有很多獎項需要關注
建筑界其實還有很多有價值的獎項，每個獎項榜單都暗含了評判某類建筑師與建筑是否優(yōu)秀的一種標準。希望無論專業(yè)還是非專業(yè)人士，第一，要多看獎項開眼界；第二，不要簡單用水平高低、排排座的觀念看待獎項；第三，嘗試在多種獎項中，尋找適合自己的路子。這三點建議，也算是回應當下建筑學專業(yè)迷林的現(xiàn)實。
我想介紹如下獎項：
1、歐洲的密斯獎——高端、學術、基礎、低調，適合做本科基礎設計教育的主要標準；
2、普利茲克獎——近幾年政治正確至上，可以結合業(yè)界背景及社會文化背景一起討論，體會作為一個文化現(xiàn)象的建筑是如何被需求、塑造、傳播的；
3、阿卡汗獎——有明顯地域傾向，需要仔細辨別，其標準的政治正確與作品的政治投機；
4、AIA（美國注冊建筑師協(xié)會獎）、RIBA（英國皇家建筑師獎）等各個國家行業(yè)協(xié)會的獎項，是打包混雜的，包含了各個國家當時當地的多種訴求；
5、還有BBC獎、網站獎等等。
這兩天看有關普獎的言論，我腦海中總出現(xiàn)一組對比圖像（主觀感受，若冒犯到誰的感情，請諒解）：哥倫比亞大學一位前幾年去世的教歷史理論的老教授，照片里70多歲的他，穿皮褲、騎摩托、住廠房，我從中能閱讀出一種真“朋克”感；而剛當選AA校長的女學者，穿著很朋克，但明顯是精英“小世界”中的人。這就是那個曾充滿勇氣、破字當先、擁有主流高音的學界/業(yè)界，與當下精致、安穩(wěn)、無力又政治正確的學界/業(yè)界的差異。
建筑學已然中年，已很油膩，能否突破，不在于某個獎項能否指明方向。一個獎一點兒也不重要。既懂潮流又超越潮流、有視野和行動力的個體，才是最后的破壞者與創(chuàng)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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