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周星馳的《功夫》火了之后，“包租婆”這個名詞也火了，對于很多人來說，“包租婆”似乎每天什么事都不用做，收收房租就可以過上好日子，這樣的愜意人生讓無數(shù)人羨慕。

后來才發(fā)現(xiàn)這個世界上除了“包租婆”之外還有一種奇特的存在，一樣靠著收租過日子，那就是“二房東”。

而我就是那個“二房東”。

壹

嚴格來說，一開始當“二房東”的故事不是我，而是我媽。

2010年我正好上高中，當時學校實行軍事化封閉式管理制度，所有人都必須住校，當時宿舍環(huán)境也相當惡劣，原本是“上床下桌”的四人間學生宿舍因擴招改為只有“上下鋪”的八人間，雖然有獨衛(wèi)，卻沒有洗澡的設施，只能自己提著桶去澡堂洗。

由于學校規(guī)定的最后一節(jié)課到晚自習之間的休息時間只有40分鐘，而宿舍、澡堂、食堂分別是三個不同方向，學生們只能在洗澡和吃飯這兩件“人生大事”上進行取舍。

入學一段時間后，我發(fā)現(xiàn)離教學樓最近的教職工宿舍有許多人“開小灶”，有些家長為了陪讀特意租在學校的教職工宿舍里，給自己和其他交了“伙食費”的學生做飯，飯菜自然比食堂大鍋飯要好吃許多。

我媽原本是家庭主婦，自打我上寄宿高中后她便閑在家沒事干，之后得知我在學校的窘境，義不容辭地說要來學校租一套房子陪讀。

不過那時學校里的教職工宿舍早已“滿員”，我媽只好在距離教學樓較遠的學校后門整租了一套三房，水電網費全不包，租金講了一番價之后還是高達15000元/年，那時我們這十八線小城市區(qū)的房價也才三四千一平。之后我又找到兩個合租的高三學姐，我和我媽住主臥，另外兩個房間租給了高三學姐，我媽負責給我們三個“祖國的花朵”洗衣做飯打掃衛(wèi)生，當然，她們每個月要向我媽付1000元的“食宿費”。

在我高二的時候，我媽“如愿以償”地租到了離教學樓最近的教職工宿舍，雖然也是三房，但裝修和面積都不如之前的房子，年租金卻比之前的那套還高了5000元，我媽也相應地把合租學生的食宿費調整到1500元，同時我媽也開始擴大業(yè)務，除了照顧我們幾個住在這里的，還找了七八個專門包月吃飯的學生，早餐200元/人，中晚餐500元/人。

后來我去省會南昌上大學，我媽的步伐也并未停歇，似乎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生財之道，又多租了學校里的三套教職工宿舍，還專門請了兩個阿姨分別負責四套房子的飲食起居，一開始還干得風風火火，不過后來學校明令禁止學生到教職工宿舍吃飯才停止，但我想我媽還是通過在學校做“二房東”掙了一些小錢。

貳

然后就是我的故事。

2013年8月，習慣了不住宿舍自由生活的我到了大學依然選擇和同在瑤湖大學城的高中同學在外租房住，我們通過中介租到一套在我學校前街居民區(qū)的自建房，三個房間面積都差不多，所以我們租金均攤，每人500元/月。

我們就這樣相親相愛地一直住到了大三，因為和房東走動稍微頻繁些，三年間她也一直沒有漲租金。

直到大三下學期，有個室友因為談戀愛搬出去住了，我們只能把她不住的那間空房再轉租出去，這時我們才發(fā)現(xiàn)周邊的房子因為南昌地鐵一號線的開通默默地漲價了，即使我們是在地鐵線路的最末端，周邊的房源都貼上了“地鐵房”的標簽。

同時，又因為談戀愛的室友這三年間還對房間進行了簡單地改造，搬出去后也沒有把這些家具和裝飾品帶走，于是我和另一個室友商量后把價格調到了700元，然后把信息貼到了學生互助群里，因為當時正是“考研租房”高峰期，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回應。

那時我并沒有聯(lián)想到“二房東”的事情，只覺得是碰到了特殊時期，大學城本就學校密集，像我們這種地鐵房自然是受歡迎的。

2016年8月，又到了續(xù)簽租房合同的日子，原本我已經和兩個室友商量好不再續(xù)租了，房東說如果我們不租的話她就找中介租出去，我轉念一想，中介也就走個流程、辦個合同就能拿錢，那我為什么不也這樣做呢？而且這套房子還是比周邊同類房子便宜些，房東又好說話，我突然想到我媽在高中時的做法，于是我也有了進一步“賺差價”的想法。

我用3300元租下了房東這棟樓的兩套三房，因為我們之前租住的那套被我們改造得還不錯，所以我把這套房以1900元的價格掛在學生信息群，另一套我以1400元的價格出租，每個月就額外多了1000元收入。

在房東那里，我并沒有和房東直接說我把她租給我的房又轉租出去，只是說住這兩套房的都是我遠方親戚；而在租客這里，因為學生心智和思想都比較稚嫩，并沒有讓我出示房產證，簽的也是我單方面擬的合同。

當然，由于我是學校在讀學姐，拿出學生證和身份證后大家還是十分信任我的。不過這里還是要提醒一下學生朋友們，簽合同要看清合同，認清房產證等相關文件，當時我只是因為想著可以簡單貼補一下生活費，并不是所有的“二房東”都是靠譜的，而這也是我第一次做“二房東”的試水。

叁

我發(fā)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二房東”是在2018年。

畢業(yè)一年后我在學校前街居民區(qū)“名義上”還有四套房子，每個月都為我?guī)�來�?300元的額外收入，但我還是覺得這其中的利潤太少，開始思考如何能夠用更低的價格租到能獲取更高利潤的房子。

如果自己花低成本裝修一些業(yè)主沒空打理或者沒錢打理的毛坯房再拿出去出租，其中的利潤是不是會高許多？因為我和我媽都有類似經歷，所以她也非常支持我的想法，愿意前期給我資金支持。

于是我找到一位做中介的朋友，希望通過中介尋找在市中心地段不錯的毛胚房，最好是安置房，因為安置房管理比較簡單，現(xiàn)在的拆遷政策都是原拆原遷，大部分安置房都是城市后面拆遷的，地段相對較好。

而中介也一般會通過物業(yè)內部關系拿到安置房業(yè)主電話，然后通過“掃樓”的方式找到有意向出租自己房子的房東，或者在小區(qū)原業(yè)主回遷時，在小區(qū)門口擺攤，招攬房源，當然也有一些房東自己去中介登記的。

中介朋友向我推薦了在青山湖距離地鐵站500米的某小區(qū)各有三套安置毛坯房的業(yè)主，原本他們是打算出售這些房源，但聽中介說毛胚可以直接出租，還能免費裝修，而且合同期滿還能得到一套配齊家電又裝修好的房子。于是他們就心動了，答應把原本沒能成功賣出去的房子直接拿了給我出租，最后朋友幫我把價格直接談到了每平方14元/月，也就是說一套90平米的毛坯三房租金只要1260元。

然后我們又以裝修需要時間為由，又讓房東額外給我提供了三個月的免租金期。我一次性支付了六套房的五年租金，每套房我又花了最少的錢在兩個月內進行了簡單裝修，三套小戶型的三房格局我沒動，另外三套在征得房東同意后做了一些調整。

之后我再通過中介朋友把小戶型的三房全部以3000元/的價格整租出租，很快就全部租出去了，其他三套則拆分臥室客廳出租，長租還能給八折，最終，我基本上每個月的租金收入都維持在兩萬到兩萬五之間。

從此我便成為了周星馳的電影《功夫》中“滿頭卷發(fā)、口吐白煙、身穿睡衣的包租婆”，除此之外我自己還找了一份自己喜歡并且比較輕松的本職工作。

大家都說疫情對租房市場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但對我這個“二房東”而言卻是一個新的機會。

因為我們小區(qū)是安置小區(qū)，在疫情期間的物業(yè)管理上幾乎是空白地帶，人員進出也相對比較自由，在其他小區(qū)不讓租客進的情況下，我把空置出來的可以拎包入住的房間拿出來賣力宣傳，給那些無家可歸的租客作為臨時落腳點，因為之前有幾套房間主打“短租”，所以反倒在疫情期間達到了入住率百分百。當然，每一個入住的租戶我也會要求他們出示健康碼等信息。

近年來，品牌公寓開始興起，這些公司有"后臺"，有"實力"，也太能折騰：

一方面房子拿到手了還要裝修，直接拉高了市場租房成本，另一方面，一部分公寓由于資本進入，不計成本瘋狂搶奪房源，高于市場價拿房不說，還低于市場價租房，導致近年來行業(yè)拿房越來越難，獲客成本也越來越高。

租客越來越看重房間的性價比，位置，條件和環(huán)境，以往傳統(tǒng)的"二房東"粗獷的經營方式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如果繼續(xù)這樣下去，可能再過幾年，房子都在公寓機構手里，拿不到房，像我們這種二房東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我最近打算辭職做一個專業(yè)的全職二房東了。

時間和經歷讓冰冷的房子有了溫度，

也是房子讓浪漫的感情

和最初的夢想有了落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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